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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母案”二审为什么由无期改判为5年?
  作者:admin     发表时间:2019-09-03     浏览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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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月17日,聊城市中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6月23日,山东省高院二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山东省高院负责人表示,从无期徒刑到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是经过反复斟酌、慎重考虑的。

  法院二审查明,此案系由吴学占等人催逼高息借贷引发,苏银霞多次报警后,吴学占等人的不法逼债行为并未收敛。

  案发当日,被害人杜志浩曾当着于欢之面公然以裸露下体的方式侮辱其母亲苏银霞,虽然距于欢实施防卫行为已间隔约二十分钟,但于欢捅刺杜志浩等人时难免不带有报复杜志浩辱母的情绪,在刑罚裁量上应当作为对于欢有利的情节重点考虑。

  杜志浩的辱母行为严重违法、亵渎人伦,应当受到惩罚和谴责,但于欢实施防卫行为明显过当。于欢及其母亲苏银霞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于欢的防卫行为超出法律所容许的限度,依法也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此外,于欢当庭不认罪,没有自责、悔罪表示,也是应该酌情考虑的量刑情节。

  吴靖说,免除处罚显然与防卫过当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犯罪行为不相适应,对于欢减轻处罚更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防卫过当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于欢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伤亡后果,减轻处罚依法应当在三至十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

  山东高院负责人表示,在案件事实方面,除了“辱母”情节问题,二审判决还就引发本案借贷关系的真正主体、吴学占等人实施讨债行为的完整过程、案发当晚杜志浩等人实施逼债行为的具体情形、于欢实施捅刺行为的具体情境等,依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在判决中作了反映。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于欢案因“刺死辱母者”的相关报道,备受舆论关注。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同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公开宣判,以故意伤害罪改判于欢有期徒刑5年,维持原判附带民事部分。

  23日,山东高院对上诉人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公开宣判,认定于欢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将原审法院判处的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这一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在法定审限内审结。山东高院负责人表示:二审判决明确指出,原审判决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认定事实不全面,部分刑事判项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是对于欢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二审已经予以纠正。

  一审之后的于欢案,广受社会关注,其重点在于是否可以将于欢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而从法律条文上讲,这确实有着很大的填充空间。因为案发时存在着社会反应强烈的“辱母”情节,在哪里能看到足球比赛无解说的比赛录像或直播,这不但是社会关注的主要出发点,同时也是影响公众情绪的心理归结点,如果对这个心理归结点不能给予客观的解释,那么就无法厘清构成“防卫过当”的法律通道。

  而在二审中,法庭给予了“辱母”情节以最客观程度的解释,既没有全面认定之前的“辱母”性质,也没有全面否认“辱母”情节的存在,而是以事实为依据,认定杜志浩当晚大量饮酒,实际上处于醉酒状态,其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属于借酒撒疯、酒后失德。这样的解释,显现了对当事人权利的深度考量,并没有出于迎合社会关注,而形成“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情绪化解读。

  二审中这样的解释,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因为它并没有受到社会倾向性认识的影响,而是给出了法理上“合情合景”的解读,而同时,通过这样的客观解读,公众情绪的心理归结点也得到了客观的尊重,从而“防卫过当”当然成立。应当说二审过程,是一次司法的人性化实践,它既考量了于欢案存在的“辱母”因素,也考量到了另外当事人的权利构成,并在其中达到了情景化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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